为什么政治局常委里的山东人这么少？（上）

山东人热爱体制，也同时是公务员和考公队伍的绝对主力军，曾不止一次地听到或看到山东人对此表现出的自豪。当然，也有人对山东浓厚的官本位文化嗤之以鼻，可体制也对它的忠诚支持者投桃报李。

之前曾看到过一条2015年的新闻，山东籍现役上将、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均列全国第一。受这条新闻启发，我统计了一下近几届中央委员中山东籍委员的籍贯，其傲人数据也令人咋舌。

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山东人30人，占14.6%，全国第一。
现各省省委常委中，山东人52人，占13.8%，全国第一。
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山东人21人，占10.3%，全国第一。
十六届中央委员中，山东人22人，占11.1%，全国第二。
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山东人25人，占13.0%，全国第一。
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山东人24人，占12.7%，全国第一。
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山东人25人，占14.3%，全国第一。

山东的朋友们看到这，可能会会心一笑了。笑一笑十年少，咱们再继续推演。光当高官可不行，国家终究是掌握在政治局常委们的手里的，当上了常委，才是真正跻身于至高阶层，整合资源，覆雨翻云。既然体制中有如此多的山东人充任中流砥柱，那么，山东籍政治局常委一共出过多少人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设定的发轫从192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伊始，至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届——2012年的十八大，一共产生了56位政治局常委，其中山东籍的只有康生、张春桥、平宋、干罗四人，而康生和张春桥被开除党籍后，只剩下了区区两人，还各只领衔了一届。上一位出现在政治局常委里的山东人，距今已有十五年了。

这个数量，和之前陈列的庞大的山东籍高官数目实在很不相称。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也曾抛出过个带有偏见的解释：山东人民忠厚可靠，中庸隐忍，执着本分，宗社为先。但齐鲁大地的文化基因中仍残留刚愎固执，抱残守缺，缺乏灵动机变，善抱团更善内斗。可做人臣，难为人主也！

正待沾沾自喜时，明公对我的解答进行了批驳。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就彻底动摇了我的结论。明公到底说了什么呢？

在公示这句话前，先看调查进一步的推进。我接着翻阅资料，发现了另一个让人惊讶的现象：政治局常委里的东北人也非常的少！从1927年至今，只出过三人，王洪文，春长李，江德张，其中也是有一个被开除了党籍。

东三省并不是体制内的边缘之地，教育发达，工业长盛，且总人口数目比山东多得多，为什么其出产的常委数也少得可怜？这和同样数目稀少的山东人有关联吗？

明公的那句话便是：因为山东人在建国前没太积极地参股革命。

数据雄辩地阐明了历史。东三省便是个十分相似的例子，革命年代，东北作为满清的发源地最晚宣布独立，民国时又处于军阀和伪满的严密控制下，经济尚可、政府有效、保甲盛行，人民参加革命的动力受到遏制，革命组织也不易在本地存活。山东的情况也比较相似，其脱离满清的时间同样晚于南方诸省，军阀和日伪亦对其掌控有法，一定程度阻碍了革命的发展。

再来看另一个断面，对比山东如今兵源地第一大省的身份。中国共产党的发家史和军事斗争史密切相关，纵览开国将军的籍贯表可以发现，第一将军省是江西，以325位开国将军雄踞榜首，接下来是湖北235人，湖南202人，安徽128人，河南108人，四川（含重庆）99人，接下来才是山东的90人和福建的83人。黑吉辽加起来才41人，而国府老巢江苏17人，浙江15人，上海3人。确实是远离民国中央、强力军阀和日伪势力的地方革命斗争最为剧烈，揽纳的革命者最多。当然，这只限于武官的分布，知识分子文官亦在中共发展史中贡献巨大，江浙沪三地以其充沛的智识，聚垒了坚实基石。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说过，中国近代国家的起源是社会主义革命，统一的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的政府组织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捏合了原本一盘散沙的广袤神州，而在此之前，地域间的巨大差异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听过一、二代领导人原声的人可以发现，他们的口音与现代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难以辨识，甚至部分中央领导间的交流还得靠人“翻译”。徘徊在现代化的门槛，建国前的革命者与新国家的统治者们在构筑自己的团队、安插自己的代表之时，无怪自我乡土的延续仍旧是纳入考量的重要倾向。

而第二代伟人的谢世，标志着革命年代的正式落幕，他们各自势力在顶层的背书者与继承者也正循序渐进和新时代相互交融、洗牌与更新。几十年来，人口流动也以不可思议的疾速迈进，解构地域对人才的圈禁，同时，“隔代接班”一代也即将进入历史，阶级换血的第一指导准则已更替为全面竞争。在未来的中国政坛，地域标签的意义将进一步褪色，无论是哪一个剖面，都是中华民族盛大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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